明 郑和（1371～1435）
本姓马，小字三保，明云南人。成祖时为太监，赐姓郑，航海至南洋、印度、波斯、非洲东岸等处，开中外交通最远的航路，宣扬威德， 助马来西亚建国，海外诸国争来朝贡。时人称为三保太监下西洋，是明代初年的盛事。
在公元一四○五至一四三三年这段短暂的时间，总兵太监郑和所指挥的宝船船队，七次英雄式的远航，遍及了中国海与印度洋，从台湾到波斯湾，并远及中国人心目中的黄金国--非洲。虽然中国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得知欧洲的存在，但并不想去那里。欧洲这个「远西」之地，所能提供的只有羊毛和酒，对他们来说，缺乏吸引力。在这三十年之中，外国的货品、药物与地理知识，以空前的速度输入中国；相对地，中国也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。当时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，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，如果中国想要的话，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。在欧洲大冒险、大扩张时代来临之前的一百年，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民强权。
但中国没有！
在宝船最后一次航行后不久，中国皇帝下令严禁出海航行，并停止了所有远洋帆船的建造与修缮工作。违反禁令的商人和水手都被处死。在一百年间，举世无双的海军，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，反而使倭寇在中国沿海一带肆虐。中国在对外大扩张时代之后，紧接着的是绝对闭关自守的时期。十五世纪初，中国这个世界科技的领导者，很快地离开了世界历史的舞台。就在同时，正在萌芽的国际贸易和刚开始的工业革命，把西方世界推向了现代。
当公元一四九八年，达伽马（Vasco da Gama）和他那支由三艘破帆船组成的船队，在前往印度的途中，绕过好望角，于东非登陆时，当地的居民向他们夸示精致镶边的刺绣青丝帽。非洲人嘲笑葡萄牙人所拿出的小玩艺儿--小珠子、铃铛、珊瑚项链、洗脸盆--而且似乎不认为他们的小船有什么了不起。村中的长老说，在很久以前，曾经有白色的「鬼」，穿着丝绸，驾着大船，到访他们的海岸。然而，却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谁，也不晓得他们来自何方。宝船就这样从世界的意识中被遗忘了。
郑和与达伽马到达非洲的时间相差了八十年。或许有人想知道：如果他们相遇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了解大明帝国海军超凡的力量，达伽马以他八十五英尺到一百英尺长的小船，敢不敢继续穿越印度洋呢？见过葡萄牙的破船，中国舰队指挥官会不会想在前进的途中踩扁那些挡路的蜗牛，以阻止欧洲人打开一条东西贸易的通路呢？
中国人绝非在历史上时常被述及的陆地民族，中华帝国在文明的伊始就是熟练又爱冒险的船民。甚至在「中国」或「中国人」的名称出现以前，来自亚洲大陆的新石器时代人类──也就是大洋洲各种不同民族的祖先──在公元前一千年前征服了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地。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，在哥伦布之前，新大陆已经有了亚洲人的踪迹，而且许多证据显示：他们曾屡有来往，而非仅接触过一次。
为什么中国不在那时开拓殖民地？
为什么当中国在海上有绝对的霸权之后，放弃了强权？ 长久以来，中华帝国的皇帝都把自己当作是一位赋予生命的父亲，不单对城邦小国如此，同时对世界上所有民族也是如此 。这种认知回应了中国固有的观念。天子既为上天之子，当然也是全天下的统治者。早在基督纪元出的几世纪，中国人已经熟知一种概念：天下之大，尽在中国的版图之内，没有所谓疆界之分所谓＂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＂，假如已经拥有一切，还有什么理由要向外征服的呢？欧洲列强的侵略行为，超越了原本为了满足开拓东西贸易有利环境的需求，这种好战而类似十字军东征的殖民主义，完全和中国人理想中万能的、半神性的天子背道而驰。因此，在中国皇帝身上看不到欧洲这种观念。从明成祖身上当然也看不到这种观念，归顺中国所换得的报酬是本身的繁荣。以这种方式对待未开化的民族可以提升他们对中华帝国的忠诚度，这种远比加强驻军的兵力来的有效得多了。无论如何，明朝皇帝得到的结论，试着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地方维持驻军是愚蠢的行为，因此明朝的皇帝从来没有作过这种尝试。而欧洲各国殖民强还要再过四百年后才得到相同的结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