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封推荐信，一份履历，一份自我总结，三份作品。罗婕(化名)将它们仔细地叠好，放进一个牛皮纸袋。这是去美国一所大学的申请材料。所有文本都准备好了，只差推荐信的一个签名。罗婕准备明天去青年政治学院找一位知名教授签字。
这是2008年开春的一个晚上。
睡觉前，罗婕习惯做一些运动。她上升手臂，伸展身体，觉得腹部有点痛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牵扯着往下拽。她决定第二天顺路去医院看一下。
医院的检查很简单。几分钟后，护士响亮地对罗婕说：“是怀孕了。”
罗婕紧张地看了一下走廊尽头。还好，老公坐在那里翻报纸，他没听到护士的话。
罗婕还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这个消息。孩子来得很不是时候。她正在申请一个出国念书的项目。但老公和他家里的想法都很传统，说一个已婚女人的生活应该从属于一个大家庭，而不只是自己的理想。
整个申请都是秘密进行的。罗婕决定“先斩后奏”，一旦拿到学校的OFFER，不管家里是否同意她都要去。出国念书是罗婕为自己规划的人生的重要一步，她在研二的时候就考了GRE。毕业后她顺理成章进入北京的一家平面媒体，开始自己的记者生涯。由于自己的懒惰，申请计划推迟好几年，但还好，2008年是GRE成绩有效的最后一年。罗婕还走在自己规划的人生轨道上，不过慢了一些。
项目是从2008年秋季开始。如果要孩子，这刚好也是生产的时候。罗婕必须做一个选择。从医院回家，罗婕沉默了一整天。她想，要不要这个孩子？是要自己的理想，还是要一个大家庭的生活？孩子就是决定选择的砝码。可他才一个月，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生命。而这是一个医学那么发达的年代，连单位80后小孩MSN的名字都是“爱她，就带她去做无痛流产”。
是否要孩子的选择只持续了一天。晚上，一种乏力的感觉遍袭全身，背上开始流冷汗。然后，肚子开始坠痛。罗婕蜷缩在床上，像是许诺，又像是乞求：如果疼痛可以消失，就一定要这个孩子。
罗婕已经流产过一次。2007年8月，她顶着36度的烈日，在湘西十八弯的山路上颠簸一个星期。回到北京，罗婕觉得从未有过的疲惫，而且肚子有些隐隐的坠痛。出于一个女人的直觉，罗婕用试纸测出自己怀孕了。
第二天就是截稿日，罗婕决定还是连夜写稿。这是一个危险和错误的决定。但罗婕想，工作5年，熬的夜不计其数，早就是一身钢筋铁骨。而且怀孕不过是很平常的生理现象，不需要太在意。
罗婕对生育印象来自于妈妈那一代人的生育经验。听妈妈说，她怀着罗婕，背着20斤绿豆走好几里路。生产的当天还在家里搞大扫除，觉得腰疼得厉害就稍微站一会。把家里所有脏衣服、被单被罩都清洗一遍，自己走着去医院，一个半小时后，罗婕就出生了。那一代人这样的故事很多。妈妈的一个知青朋友，为了能尽快回城，怀着孩子还去修水库，挑沙土挣工分。因为生活困难，她们还都贫血、消瘦、营养不良，但生育的危险和苦难似乎轻松得不值一提。
罗婕连夜写稿到凌晨3点。第二天早上，她觉得骨头酸痛，身体“见红”。她和老公决定去医院，但心里仍然觉得这是孩子和自己开的小玩笑。罗婕小时候就这样，刚出生被诊断有新生儿肺炎，小学毕业时被医生说患了绝症，总会有一些莫须有的病来惊吓父母，但最后都证明是虚惊一场。在去医院的路上，罗婕仍然觉得，孩子不会丢的，不过就是调皮一点，他想吓唬妈妈。到了医院急诊室，罗婕问医生：“需要保胎吗？”医生看了一眼出血量，说：“不用了，肯定保不住了。”这时候，罗婕才觉得生育是件严肃的事情，一个孩子要平安地来到世界上，十个月的路程埋伏着太多的凶险。
罗婕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。隔着急诊室的玻璃，罗婕在里面哭，她老公在外面哭。那天刚好是罗婕30岁的生日——记忆里最悲伤的一个生日。
孩子。孩子。孩子。
